制造业是复工复产的先行军

国企复工复产比率高

民企复工积极性高

调查显示，制造业中的国企基本实现复产，复工率也在逐步上升，国企、央企充分发挥排头兵作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努力把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保证生产经营稳定运行。

民营企业约占被调查企业的五分之四，虽然他们也在加紧复工复产，相比国企，民营企业复工难度大、困难多，但主动性高，积极性强。目前不同地区对农民工返城后的防疫管控约束性仍比较强，多数民营企业员工还未能正常复工，形成民营企业复产多复工率低的局面。

调查显示，民营制造业企业复工的关键是一线操作人员。从2020年春节前企业员工规模来看，样本企业员工共计约100多万人，民营企业一线操作人员占大多数。从调查企业员工结构来看，多数企业一线操作人员占比都超过50%，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比都在20%以下，一线操作工已构成制造业企业复工的主力军。一线操作工复工率直接决定了制造业企业的复工复产情况。

企业复产率近70%

员工复岗率待提升

制造业企业组织化程度高、生产生活配套设施较好，与疫情防控要求契合度高，在诸多行业仍处于犹豫等待、徘徊观望之时，制造业企业普遍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充分发挥了先锋带头作用。调查显示，制造业企业复产速度加快，但员工复岗率未同步提升，处于“不对称”态势。

制造业企业复产率接近70%。截至2月17日，100家样本企业中的60余家已经实现复产。多个地方政府积极鼓励企业复工复产，并让有条件的规模以上企业带头复工复产。

员工复岗率与企业复产率不成正比。从样本企业员工实际到岗情况看，在复产企业中只有4家企业的员工复岗率达到90%以上；复岗率在50%以上的企业只有25%；75%的企业复岗率在50%以下，其中，企业已经复产但员工复岗很少的企业占31.7%。制造业企业复工率远低于复产率，存在复产难复工的问题。

从企业内部各类员工复岗情况来看，“倒金字塔”现象较多。其中，管理人员平均复岗率为29.9%，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复岗率为24.3%，一线操作人员平均复岗率为19.8%，一线工人复岗率明显低于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制造业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少数特大型企业用工需求量非常大，由于各地返城人员差异性大、各地防疫要求不同，加之准备防疫隔离用房、口罩、消毒液、场地消毒、分批就餐等需要专门培训安排，所以许多企业不得不考虑部分复工、分批复工或延后复工。

虽然农民工输出地大都是非疫情高发地区（或轻微地区），但受思维惯性影响，不少防疫“铁桶阵”还未破除。虽有超过20余个省市地区发文公告了开工复工时间，但部分地方仍然存在为“抗击疫情”封村封路的情况，阻碍复工的现象随处可见，相当一部分企业由于防疫管控程序多、“一刀切”等原因不得不延迟复工。

制造业企业复工复产不适合居家或者远程办公。调查显示，在已复工的企业中，75%的企业安排员工居家或者远程办公，人数在40%以下，说明居家或者远程办公不是制造业企业复工的主要形式。例如，华晨宝马2月17日已经开始逐步复工复产，从集团内部看，管理团队主要以弹性工作制或远程办公为主，但整车生产厂的员工必须在一线操作，远程办公无法有效保证生产线顺畅复产。

防疫与复工复产可同时进行

疫情对制造业企业复工的冲击正在减弱，尤其是从春节后赶制防疫物资企业的运行情况来看，防疫与复工复产可以同时进行。

第一，尽管此次疫情不会改变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走势，但是疫情造成的供需两端上下游产业链延迟性的短期影响不容忽视。调查显示，所有样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不同程度受到疫情影响。半数企业表示，全员复工难度大，产品市场需求降低，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原有水平。约半数企业表示，有能力应对疫情的短期影响，疫情过后可以通过加班加点将产量补上。调查中，企业普遍表示，虽然很多地区都给出了复工时间表，但实际开工情况仍然取决于疫情的防控进展。鉴于疫情形势，企业员工的实际返工意愿也不一样，外出务工人员的返城复工时间还将有所推迟。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疫情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复工时间延迟，而且受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影响，部分与供应链上下游紧密关联的制造业企业要承受短时间难以弥补的损失。

第二，从复工对就业的影响来看，随着疫情逐步减弱，企业用工会发生恢复性反弹。虽然疫情导致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用工减少，但同时促进了防疫物资等相关制造业企业生产扩张和就业增加。多数制造业企业（非医疗）认为，疫情冲击主要影响第一季度的生产经营活动，期盼疫情结束后经济有较大反弹性增长。从中期发展来看，未来3个月内，多数企业随着生产达标，用工需求也将同步上升。调查中，48%的企业表示二月底仍然有招聘计划，接近70%的企业表示在自然减员后会继续补员。未来1-3个月，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将会出现70%以上的恢复性反弹，随着员工逐步复岗，制造业就业形势会基本稳定。从当前情况看，由于防疫医疗物资供应紧缺，医疗及疫情防护性产品生产企业春节过后就已经复工。目前防疫物资公司订单相比其他行业较多，未来1-3个月，医用相关产品企业的用工需求将保持持续上升，就业将明显增加。

第三，疫情对中小制造企业的短期冲击较大，推迟复工、外地员工返城被隔离期间，企业需要固定支付隔离房租金、贷款利息等费用。同时，这些中小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条普遍处于紧绷状态。

第四，制造业企业复工不但要面对原有的招工难、就业难，还要面临招工难和复工难的新“两难”局面。很多技能要求较低的制造业企业由于订单积压或者资金链、产业链断裂，大多选择延迟复工、甚至关停，而一些对技能要求较高的智能制造企业或者专业要求更为严格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将会渡过难关。长期来看，招工难、就业难和新“两难”将加剧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如果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广泛性不能跟上，此种矛盾将会带来长期影响。调查显示，地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的企业已陆续复工复产，农民工也期待早日返岗就业。调查还显示，多数企业对限制农民工合理流动反映强烈，盼望用工地政府和输出地政府就组织农民工集中返岗达成一致意见。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区，采取“点对点”的包车或专列等组织方式，集中组织农民工返岗复工的需求较为迫切。

有序推进制造业企业复工的建议

第一，推行输出地农民工数字化绿色健康证明。针对不少地方政府防疫前期的“严控”措施到目前防疫取得初步成效时仍在继续执行，需要复工的劳动力走不出去，造成先行复工的制造业企业用工短缺的问题，需要采取输出地发放“健康卡”等通行证，推行数字化管理，建立健康互认工作，帮助回家过年期间未发生“新冠”症状的劳动力有序复工。例如，浙江省杭州市启用“健康码”以来，每日访问量突破千万人次，目前已累计发放“健康码”超820万。这一模式已推广至浙江全省11个地市，全国其它地方也可借鉴。

第二，采取农民工返城定制化交通服务。就业输入地应积极采取“包车、包机、包专列”等有效办法实现“出家门上车门，下车门进厂门”，给农民工返城复工创造安全、便捷的条件，使有用工需求的企业基本要求得到满足。例如，北京精雕集团组织员工自驾车搭乘在一起，实现200多农民工技工点对点的返城复工；浙江东阳中信红木家具集团为保障全面复产为省外返城员工定制“专车”复工；北京公交集团为陆续复工的企事业单位的外地返城复工人员提供定制公交通勤服务。

第三，简化复工手续，取消不合理审批，建立备案承诺制，变管制思维为服务思维。例如，广东省佛山市出台取消以疫情防控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审批、备案等行为，企业复工复产无需批准、无需签订承诺书，不得要求返岗员工提供多项证明。受各地政策不同步的影响，供应链上下游复工时间也无法同步，造成企业生产受阻，特别是即便达到复工标准，由于员工不能按时到岗造成复工困难。部分企业表示复工后，将会与员工抱团取暖，共同克服生产运营成本上升造成的经营困难等问题。

第四，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可遵照“政府指导、企业自定、部门服务”的原则，鼓励各地为企业员工出行创造有利条件，缓解企业用工短缺难题。政府与企业合力解决口罩等防护物资紧缺和隔离用房不足等困难，保障防疫和复工两不误。调查显示，在复工准备过程中，50%以上的企业在体温计、消毒液、酒精、喷雾器等储备方面准备比较充足。

第五，抓紧落实中央和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做到“接地气”、“冒热气”。努力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优先支持汽车、电子等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的产业，重点支持5G、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民生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各级政府已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尤其是推动制造业企业先复工、先落实、先受益，率先恢复产能、降低成本、减少损失、增加收益，当务之急是尽快落实相关政策、精准服务。通过国家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缓交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一般可减少复工人员用工成本约25%左右，能够有效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调查发现，中央及地方出台的财税、社保、金融等优惠政策，落实到企业身上还有一段时间差。有企业反映，当前出台的相关政策存在“同一”性，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简便透明的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明确细化。

第六，针对不少地方和企业“放大招”吸引农民工复工，似乎招工难初步显现，技工更是短缺的现象，要鼓励企业加强对农民工人文关怀和技能提升。尤其沿海地区的“制造之都”要将提高农民工技能作为吸引农民工的重要砝码，既鼓励多劳多得，又鼓励技高者多得，帮助农民工转变为技工甚至技师，从根本上缓解“招工难、技工荒”的问题，补齐技工长期短缺的短板。“低谷”时往往更能挖掘企业自身潜力。制造业企业既需要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大力支持渡过困难期，也要学会化危为机，充分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转型发展，从人力资源开发转向人力资本提升，为战胜疫情后提升农民工技能和增强企业竞争力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