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矿整合民企老板称今非昔比：以前一天买辆奥迪

“今非昔比了。过去我的一天营业收入够买一辆奥迪车。”山西大同御河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老李告诉记者，山西煤矿没有整合时，这样的日子总让人感到惬意。

    2009年，山西煤炭整合启动，“依煤而生”的大量民企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转型。“这是生或死的抉择。”老李说，与他有着相似处境的老板面对转型表现出手足无措，是就此隐退还是放手一搏，着实让他们倍感压力。

    时间一晃五年过去了。与老李同时转型的多位民企负责人认为，转型之初打绿色农业牌是无奈之举。离开传统能源链条，就如同盲人摸象。目前，山西部分民企退出之后，余下的只能苦苦支撑。

    融资难阻碍民企转型

    2014年1月 ，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省长李小鹏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企业转型：“实施财政、金融扶持政策，设立20亿元创业投资基金支持创业，投入1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改造升级和科技创新，免征13.5万户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营改增’试点惠及企业2.79万户。全年小微企业新增3.57万户。”

    “如果这10亿元用在刀刃上，山西民企成功转型的几率会大大提升，一批本来很有前景的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就不会夭折。”老李告诉记者，反之民企连贷款都拿不到，政府层面上的支持就是空谈。

    从2011年起，山西每年两会期间都要谈到民企转型，并做出山西要发展，必须走“以煤为基、多元发展”，切实抓好传统非煤产业、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努力做到“依托煤而又不完全依赖煤，立足煤而又超越煤，兴于煤而不困于煤”的产业转型路。

    “这一风向标如果可以再细化，并辅之以缓药才能标本兼治。”老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应对企业转型存在的风险、投入大等问题，政府在原则上给予减息试图降低民企风险，但银行在执行力度上却显得不够。

    记者得到的一份山西应县锦华科技公司申请报告显示，第二期年产2万吨精制草酸生产线项目总投资14800万元，目前已完成项目总投资的75%。而资金缺口3700万元已经导致整个项目停滞不前。

    李明堂(化名)是专为企业申请贷款，并从中牟取好处费的“钱托儿”。

    他告诉记者，为锦华科技申请贷款的不止他一人。“目前为民企搞钱难度很大，一方面银行银根紧缩贷款额度有限，另一方面用于民企的银行信贷产品种类又很少。”

    “锦华科技是山西的'土著’企业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后来转型的民企。”李明堂告诉记者，这也是众多民企抱着资源红利不愿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

    部分企业家后悔草率转型

    2009年，就在山西民企为转型驻足观望时，山西官方提出减息、整治政务软环境等一系列有利于民企发展的举措，实际上这也是为民企的转型注入一剂强心针。因此有关绿色农业等产业成为新晋商热衷投资的重点。

    “投资绿色农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简直就像'熬鹰’。”老李告诉记者，前些年在资源上掘到的红利正逐渐投入到农业上，看似每次投入不多，但积少成多，上千万元资金已经成为企业的巨大包袱。

    老李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山西临县李建新感同身受。

    “以红枣为主的红色农业产业链相对周期长，见效慢，因此外人只看见我投入，鲜见回报。数百万元的投资就是扔到水里，也有个动静，可我这企业却做得平静如水，让人平添了些有劲使不上的感觉。”李建新告诉记者。

    “没有深入了解农业市场便匆匆转型，作为企业家决策未免太过草率。”李建新说，在柳林经营煤炭生意时挣的钱已所剩无几，而红色农业的投入缺口仍在持续扩大。

    李建新说，原本想象企业转型是资源红利吃尽时的华丽变身，现在看来，红色农业让他吃尽苦头，甚至怀疑当初的投资取向。

    山西古交洗煤厂负责人说，山西以煤为基础的企业大部分都在吃老底子，煤质下降，生产过剩，市场日渐萎缩，资源红利盘剥殆尽，上述原因导致山西民企发展迟滞。有数据显示，2008年至今，全国民企达到百亿元产值的增加239家，而山西只增加了3家。

    山西民企发展严重滞后

    2013年8月，全国工商联发布“2013年中国民企500强”名单，此次500强门槛从五年前的营收29.7亿元提高到77.7亿元。而山西民企入围仅8家。

    山西工商联党组书记杨临生对上述入围情况对当地媒体表示，山西民营经济面临不足，数量和产业有一定差距。

    他说，浙江入围民企达到139家，稳居榜单首位，江苏异军突起，以93家位列第二。中部六省，山西与其他五省差距同样很大，湖北以入围30家民企占据头把交椅，而山西则仅超越江西，排名中部倒数第二。

    2014年2月，一位不愿具名的民企负责人告诉记者，吕梁是山西省民企保有量最多的地区，虽说吕梁很多上规模民企没有参与此次500强评选，但以他的企业营收与全国尤其是与江苏民企暗中相比，2012年，江苏以户均250多亿元位居榜眼，而他的企业只有80多亿元的年营收，这个差距很大，让人感到沮丧。

    山西潞宝集团董事长韩长安曾向媒体表示，潞宝集团目前以煤焦化工为主，涉及电力、物流、科技等多个领域，年营收达到百亿元之多，但就是这样骄人的业绩如果与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比较，也显得有些弱小。

    山西民企的“羸弱”也表现在产业单一、缺乏竞争力、科技含量低等各个方面。“山西8家入围民企基本都是以煤为基的单一产业结构，后劲不足，缺乏整体竞争力。”上述吕梁民企负责人说，500强中，山东民企发展令人眼前一亮，50多家入围企业，产业格局多样，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独树一帜，底子雄厚，这与山西产业的单一格局形成强势对比，而前者显然占尽优势。

    摆脱“资源诅咒”

    作为资源大省，山西企业在给全国贡献煤电的同时，也深深伤害了自己。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山西广灵罗疃村由于采空区全村搬迁等一系列恶果开始发端。

    就在阜新被确定为中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6年后，国务院先后两次公布了44个资源枯竭城市和地区的名单。在这些名单中，有“铜都”、“瓷都”、“煤都”、“汞都”，还有“黄金之城”、“石油之城”等。当年矿业兴起时被冠以的美誉，而今成了尴尬的虚名；在这些名单中，就有山西的煤焦强县孝义。

    事实一再证明，资源用尽时，以煤为基的山西民营企业将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不转型就是等死，转型相当于找死。”山西孝义煤焦民企负责人老张毫不讳言，“干了十多年煤焦生意，现在企业突然要转型，这个压力实在让人难以承受，而关键问题在于我对煤焦之外的行业很陌生。”

    老张告诉记者，目前政府虽然出台了煤炭20条等自救措施，企业也可据此循环改造搞煤炭深加工，但资源枯竭时代已经来临，“无米下锅还谈什么延伸产业链”。

    大同精煤集团相关人员同时表示忧虑，目前煤矿侏罗纪优质煤层开采殆尽，资源枯竭已初步显现出来，企业转型迫在眉睫。国企尚且如此，相对弱小的民企只有强迫自己转型，才可能存活下来。

    运城籍在京商人王宇谈到企业转型深有感触。“我在北京拥有上百亩绿色农业基地就是得益于及时转型。”王宇告诉记者，转型之初企业不可避免地遇到诸如宏观环境不确定、融资难、创新力不足、税费负担重、人才短缺等问题。但资源的日渐枯竭让我不得不顶着压力，强迫自己走转型的路子，事实证明这一步棋是对的。

    众多民企负责人认为，改善生态环境已上升至国家战略，由此出台的诸如大气治污等措施已向企业发出最后通牒，转型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