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史话】巍巍北洋，矿冶传奇

　　同一时期，中国的命运可谓内忧外患、风雨飘摇。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溃败，中华民族立时处于生死危亡的关键时期。这时候，一批仁人志士开始思考民族的出路何在，并最终把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他们深刻认识到了高等教育对一国经济、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因而决定效法西洋。创办矿冶高等教育成为他们的重要选择之一，中国近代化教育由此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形象地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就必然要解体一样。”

　　正如马克思所言，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攻击下，被迫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秋。

　　一批仁人志士被国外先进的高等教育所触动，萌生了在国内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高等教育的想法。

　　1895年，时任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经直隶总督王文韶上书光绪皇帝《请奏设立本校章程禀》，强调：“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

　　盛宣怀身处北方洋务的中心天津，在与洋人接触的过程中，深感培养通晓西文以及新式技术人才的重要性。同时，他看到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巨大成功。他在《请奏设立本校章程禀》中这样说道：“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牟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科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惨然大备。”

　　不久之后，我国创办了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北洋大学。不料，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洋大学被兵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洋大学堂在西沽新建校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学复课。当时除机器学门停办外，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分设法律、土木工程和采矿冶金3个学门。至此，北洋大学矿冶学科比较完整地建立起来。

　　国际视野，注重学以致用

　　北洋大学以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创办之初便瞄准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创建之初，学校延聘的全部是洋教习，英文教材，英文授课，英文考试。毕业生可以不经过考试，直接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生院继续学习。很多北洋大学的毕业生对此记忆犹新。           

　　孙越崎在《“五四”今犹记 九一故地游》一文中回忆道：我苦读了好一阵子，居然于1917年考入了采矿系预科……当时的教授全是美国人，只有校长、总务长和两名助教是中国人。

　　魏寿昆在《北洋大学的回忆片断》一文中回忆：北洋自建校以来，请的几乎都是美国人当教授，他们工薪高，一般比中国教授高二三倍，合同一订就是三年。聘到的人，有的是有学问的人，有的则是滥竽充数，学问并不怎么样。北洋入学考试除国语外，全部用英语试题，入学后用英语授课，用美国大学用的教科书。毕业后如有机会可以继续到美国学习，当时美国承认北洋的学士学位，不经考试可直接入研究院。

　　有的美国教授教课中灌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思想，更无从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学。刘仙洲看到此问题，大胆进行改革，逐步聘请国内专家以代替美国人。且在当时经费困难的情况下，聘请中国教师也很有必要。当年聘请的不少中国教授都是新中国的著名科学家，如石志仁、候德榜、何杰、茅以升、张含英等。

　　辛亥革命前后，北洋大学矿冶课程设置更加优化，采矿学、冶金学以及与采矿冶金有关的机械、土木类课程都已经开始设置。进入专办工科时期，北洋大学矿冶课程设置增加了更多的实验内容。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北洋大学创办之初就确立的传统。利用暑期，矿冶学科的学生深入矿区勘探调研，并与工矿届合作，培养学生掌握技术和领导能力。    

　　据1915年（民国四年）《北洋大学季刊》（冬季）“本校记事”中报道：“本校定章，向以讲习之余，出外实习，每岁举行数次，一以开豁襟怀，一以事实考求。令岁矿科乙班偕亚高士（Dr. Adams）、施勃雷（Sperry）两先生至鲁省泰安、张夏等处，崎岖万山间，考察地质，采集标本，盖以世界最古地层所在，供我辈十日考求，其为乐又何如也。”“采矿丁班则由施勃雷、张玉昆两先生，率赴汉阳、萍澧之间，考察煤铁诸矿，及铸铁工场，极呈汉冶萍公司热情招待，尤为本校同人所铭感不置云。”这是当时教师率领学生深入现场，理论联系实际的真实写照。

　　北洋大学以工科肇基，侧重工科，故理工设备最为充实，凡关理化、地质、矿冶、土木、机械等科所需图书、标本、仪器以及各种探测分析实验等器材，都是参照美国各名大学所有设备，尽量自美购置，并连年陆续补充，应有尽有。仅西方杂志一项，经常保持一百余种，且均为世界权威理工期刊，为全国工科设备最为完善者。

　　桃李满园，共铸矿冶传奇

　　北洋大学初创时期培养的矿冶人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大冶铁矿经理、汉冶萍煤铁厂厂长王宠佑 ，北京大学工科学长、冶金教授温宗禹，北洋工学院院长蔡远泽 ，奉天矿务局总办王正黼 ，开滦矿务局顾问娄鲁青等。

　　截至1935年，北洋大学矿冶工程学系31班，共310人毕业。另据统计，1949年以前，毕业于北洋大学冶金专业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士达5人，他们分别是靳树梁、周志宏、魏寿昆、王之玺、张寿荣。这在同类型大学中是遥遥领先的。

　　值得一提的是，北洋大学还率先在中国成立了工科研究所，并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矿冶研究生，分别是采矿工程学门的常锡纯、冶金工程学门的谢家兰和丁陈威，这三人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毕业，均被授予硕士学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教育部于9月10日发布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随后，北洋工学院组织学校西迁。1938年3月16日，西安临时大学开始向南迁往汉中。1938年4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仍由北洋工学院和平大工学院组成。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焦作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学院，其中矿冶系为北洋工学院矿冶系和焦作工学院矿冶系。

　　抗战胜利后，北洋大学于1946年复校。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改称天津大学。1952年，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调天津大学冶金系、采矿系金属组归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地质系归北京地质学院，采矿系采煤组归北京矿业学院，化工系的石油炼制、石油机械、石油勘探归北京石油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归南开大学。

　　至此，北洋大走完了其艰辛而又不平凡的历程。“北洋大学”这4个字被永久镌刻在矿冶发展的史册上熠熠生辉，向后人讲述其与矿冶有关的那段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