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待建立有序向外转移产能的长效机制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之一。目前，发改委、工信部、国土部和环保部等几部委正联合调研制定化解产能过剩总体方案，重点将解决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这标志着“去产能化”大幕正式拉开。“宜疏不宜堵”，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成熟经验，有序向外转移产能可能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产能周期制约着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从产能周期角度来看，目前中国正在消化2010-2011年大规模投资释放的产能，且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持续存在：我国产能过剩行业已从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造船等传统行业扩展到风电、光伏、碳纤维等新兴产业，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处于严重过剩当中，有的处于绝对过剩状态。与此同时，尽管产能呈现大面积过剩，但过剩行业的投资仍在增长，而且大部分为现有水平的重复投资，新的中低端产能继续积累，不能指望在未消化完过剩产能的前提下开启新一轮产能周期。

　　“产能过剩”并非中国独有，巴塔耶在1949年的《消耗》一书中指出，任何增长都是有限制的，在个体的增长触及到极限后，它就不得不将原本用于增长的过剩的能量消耗掉，保持自己不致崩溃。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制造业产能输出正是依靠产能的释放保持了美日经济系统的平衡。

　　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美国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抛开“马歇尔计划”控制西欧的战略意图不谈，单就计划本身就实现了“双赢”：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不仅促进了西欧联合，迈出了走向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及时消化了美国自身的过剩产能，锁定了欧洲的后续采购方向。由于该计划把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保持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20世纪60-70年代，为了缓解国内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日本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顺贸易偏向的投资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对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东亚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投资，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在此过程中，日本不仅形成了母国与投资国之间垂直分工，带动本国技术和设备出口，而且通过大规模地进行海外投资，使其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的金属工业、化学与机械工业。从不同时期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的重点产业领域看，对外投资额排在前三位的产业，在1969-1973年间是纺织、化学和铁及非铁金属；1978-1984年间是铁及非铁金属、化学和电气机械；1986-1989年间是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化学。可以发现，上述制造业行业在相应时期大多已进入产业发展的成熟阶段，在国内市场上开始面临过度竞争、生产过剩等问题，而通过向海外产业转移，无疑有助于过剩产能的消化并推动这些产业的优化升级。

　　如果从上述视野来审视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将我们目前认定的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细分，可以更客观、科学地寻求解决产能过剩的新途径和可能性。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势在必行。每次大危机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过程中，将按照国际分工价值链进行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中国要实现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扩张和高位渗透”的目标：

　　首先，对于纺织、鞋帽等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通过“走出去”在其他国家生产、当地销售或出口产品，绕过相关国家的贸易壁垒；

　　其次，加快汽车业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输出，加快占领新兴市场迫在眉睫。目前，中国汽车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自2011年以来，中国汽车业进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车业产能却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3250万辆。因此，加快汽车业“走出去”，占领非洲、亚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意义重大；

　　最后，在产能过剩的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

　　从时间周期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因此，积极主动的创造外需，加快中国产业资本走出去，推进“产能输出”战略，不仅可以缓解内部供需矛盾，也必将为中国全球化发展带来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