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钢铁产业调控迷局

核心提示：地方政府GDP政绩观下的产能扩张冲动，被认为是落后产能淘汰速度低于新增产能增加速度的最大因素。

　　8月底，一篇名为“把传统行业研究员通通消除”的文章在新浪微博中被大量财经人士转发。

　　一位钢铁行业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传统行业不景气，他们的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他坦言：“前几年我们年薪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如今只有垫底的份了。”

　　2亿吨的过剩产能、不断增加的存量与不得不持续生产的矛盾，让钢铁行业陷入了一个“扩产—亏损—再扩—再亏”的怪圈；而现有的落后产能淘汰模式不但无法奏效，还起到了反面效果，使这一现象愈演愈烈。

　　据本刊记者了解，今后环保达标将作为钢铁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依据。但由于政府补贴的存在，部分企业仍能够亏本销售，这不仅破坏了市场稳定，而且成效如何尚待观望。

　　上下游“双低迷”

　　盛夏季节，中国南方许多城市正经受火炉般的蒸烤。但钢铁业这一传统的“牛气”行业，却在寒冬中煎熬；而俗称“钢材超市”的钢贸商，直接触摸着行业的刺骨冰冷。

　　在武汉，中储661库钢材市场汇聚了近百家钢贸商，是当地最大的钢铁市场。骄阳下，一吨吨钢材整齐有序地堆放着，不少钢材蒙上了一层锈迹。

　　“以前很多人都来这里买钢材，还得排队，货车停满了整个街道，经常堵车。”从事钢材贸易多年的胡俊向记者介绍说。

　　不过，自2010年以来，这种盛况便难出现了。胡俊说，现在每天都冷冷清清，今年虽然比去年好了一些，但还是比较清闲。

　　事实上，不仅是胡俊一家企业有这种感受。在钢铁市场，随处可见打瞌睡、玩手机游戏和打扑克的工人。就在记者走访过程中，没有见到一辆大型卡车前来市场拉货，唯一从大门经过的，是两辆拉着少量钢材的小型三轮车。

　　“房产调控后，很多同行的店子几乎没法做下去，一部分人已提前离场，改行做起了其他生意。”胡俊说，他现在同时经营着一家酒店来填补钢材生意的亏损。

　　钢材市场的萧条并不能使上游钢企的高炉、生产线停止运转。“这是由钢铁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分析师对本刊记者说。

　　高炉一旦点火，就不能轻易停止运行，否则会使炉体受到严重损伤。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只能降低炉温，延长产品出炉时间，这被称为“闷炉”。

　　因此，在抛开各种运营成本之后，每吨钢材如亏损300块钱，工厂就会继续生产，如果超过300元则考虑“闷炉”，超过500元才会考虑把炉子停掉。

　　“一个1亿元建起来的高炉，完全熄火再点燃，需要1千多万元，而且要1-2年才能恢复正常生产。即便‘闷炉’，也容易导致炉体受损。因此，略微减低产量，进行‘大锅小炒’是最靠谱的做法。”张晔对本刊记者说。

　　这一背景下，各大钢企库存普遍处于高位。截至8月29日，沪深两市27家钢企公布2013年中期报告，这些公司上半年存货总额约为1582.5亿元，而净利润总额才36.8亿元，存货总额为净利润总额的43倍。　下游带给钢企的压力不仅体现在库存方面。去年以来，国内不少钢贸商联合起来进行“价格逼宫”，要求大型钢企下调产品出厂价格。

　　“现在钢企状况比钢贸商更惨，我们至少可以歇业、转行，钢企却不行。他们一旦停止生产，就如不踩脚踏板的自行车一样，哗啦一声就倒了。”胡俊说。

　　在这一背景下，钢企利润率“惨不忍睹”。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钢企平均销售利润率从去年同期的3.06%下降到0.13%。

　　这表明目前钢材产品一吨的平均利润仅有0.43元，两吨加起来赚的钱还不够买一支冰棍。

　　过剩下的产能增速

　　唐山市滦县榛子镇工业园一位姓张的民营钢企老板已经好多天没睡好觉了，“每当从库房经过时，看着那一堆堆的钢材就难受。”

　　张老板表示，目前的难题并非高炉不能停这么简单，更为重要的是，产品的同质化竞争太过激烈，产能过剩严重。

　　当记者追问产能过剩原因时，不论是张老板，还是钢贸商胡俊，都提到了“最好的时候”，他们把这一时间锁定在2003年至2007年之间。彼时，不是现在见订单才生产的模式，只要生产出来的产品肯定会被买走。甚至于还没见到产品，只是见到提货单这样一张纸，就有企业付账。

　　“当时哪需要去调研市场，只要瞄准一些大型企业，他们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厂里的生产线像是印钞机一样，利润率十分可观。”张老板说。

　　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中小钢企开始疯狂涌现，钢铁行业产能越拉越大。

　　2005年，由于钢铁产业发展过热，国家发改委发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目标是使中小型钢企数量减少、特大型集团增多，并对总体增量有所控制。

　　但无序扩张的步伐，并未因此而减缓。2005年，中国粗钢（钢材原料，未经塑性加工的钢）产量为3.5亿吨，到2008年，产量就增加到5亿吨。

　　“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们没有增加产量，但2009年出台‘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我们立刻新增设备。但到了真正投产时，钢材市场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张老板说。

　　钢企纷纷抢夺“四万亿元”蛋糕的浪潮，导致2010年、2011年国内钢铁产能增长率居高不下。

　　据中钢协的最新调研数据，国内钢铁产量已达7.9亿吨，产能利用率为74.2%。参照日本钢铁产业78%的“产能充分利用率”，这是一个较低水平。
　“维持一定富余产能，对保障供给是必要的。但要分清哪些是会干扰市场价格的落后产能，哪些是过剩产能。”分析师对《支点》记者说。

　　所谓落后产能，是指其工艺装备、产品质量、节能环保、生产安全及劳动者保护等方面未符合相关政策要求。这类产能不管大小、多少，都需整改或被淘汰。

　　而过剩产能是指在市场消费需求前提下，生产能力的满足程度。目前来看，因经济减速，钢材消费增长放缓，产能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与汽车、电视机等相比，钢铁产业整体过剩并非十分严重。但由于行业中落后产能、过剩产能占比大，导致平均利润率低得惊人，因此引发了更多关注。“而淘汰落后产能、控制新增产能，则是钢铁产业宏观调控的关键。”王中元说。

　　日前，工信部公布了首批19个行业淘汰产能企业名单，涉及淘汰钢铁产能974.9万吨。但中钢协数据显示，上半年新投产的高炉产能已超过2500万吨。

　　以此计算，本次落后产能淘汰后，2013年新增钢铁产能仍达1000万吨，落后产能淘汰速度低于新增产能增加速度。

　　调控如此失衡

　　地方政府GDP政绩观下的产能扩张冲动，被认为是落后产能淘汰速度大大低于新增产能增加速度的最大因素。

　　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苗长兴近期公开表示，钢铁行业对地方GDP、税收和就业的贡献度很高，因此各地均将其列入支柱产业，调控难度极大。

　　“地方政府在推动本地企业产能扩张、阻碍本地企业退出或被兼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中央历次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无法落地。”苗长兴说。

　　中投顾问冶金行业研究员苑志斌也向《支点》记者表示，目前有很多新增项目只是单纯地复制了原来的产能，或在原有产能之上进行扩建，“主要是一些企业私自上马的项目。”

　　那么，这些被地方政府变相助推的产能，到底源自于哪些企业？

　　“国家一调控，国有企业就限产了，而这块市场会被民企趁机抢占。”武钢集团外宣办主任孙劲对本刊记者说。

　　武钢集团投资达400亿元左右的防城港项目以及宝钢集团的湛江项目就是典型案例。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限产限批，防城港项目苦等8年，才在去年5月28日宣布开工建设，随后宝钢湛江项目也宣布开工建设。

　　“这个时候开工，对于武钢和宝钢来说，都已错过最佳时机。”孙劲感叹道。

　　尽管国有企业有所怨言，但这也表示调控措施确实起到了效果。而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新增产能的脚步比国企走得更加迅速。

　　今年上半年，民营钢企产钢2亿吨，占全国总量的51.5%，同比增长9%，比全行业增长的平均水平要高1.6个百分点。

　　要明白民营企业增量的由来，就必须关注政策背景。按照国家以产能和规模作为淘汰标准的规定，各地要在2011年关闭400立方米以下的钢铁高炉。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会长蔡进表示，拥有400立方米以下的钢铁高炉，主要是中小型民营钢企。“为应对这一政策，企业大多是拆小建大。如拆掉400立方米以下的高炉，然后就建起800立方米或1000立方米的。”如此一来，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反而倒逼这些企业把规模做大，但为保证当地经济、社会效益，地方政府对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当钢企被动扩大产能，资金链严重告急之时，银行信贷大门的关闭，形成了另一种倒逼因素。

　　一位钢企高管将两三年前的情况比喻为“银行恳求钢企”：“钢企如果运营不佳，银行为防止坏账率升高，会主动找上门来，表示‘我们可以继续放贷，但你们千万别减产’。”

　　近两年，情况则变为“钢企恳求银行”。“如果没有正常生产，就很难通过抵押获得贷款，这也让我们产量‘停不下来’。”这位高管对本刊记者说。

　　刘海民表示，目前的落后产能淘汰政策并不科学，“促使民营企业成为产能扩大中的‘主力军’。”

　　“以排放定生死”埋隐患

　　进入2013年，雾霾席卷全国各大城市，其范围、持续时间、频率均前所未有，污染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绕不过去的坎。

　　作为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代表的钢铁行业，成为节能减排“死磕”的对象。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已经就“环保淘汰”达成共识，正在制定“关于化解产能过剩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刘海民透露，除进一步限制地方政府违规增量外，“指导意见”最大变化是将排放达标作为淘汰钢铁落后产能的依据，而非以产能和规模作为衡量标准。

　　实际上，过去以高炉大小作为依据，并不能决定排污情况。很多低于400立方米的高炉改造后也能达标，而一些大高炉如果环保投入不够，也会污染超标。

　　像张老板这类民营钢企，被迫将大量资金花在购置更大容积的高炉，往往忽视设备的技术改造。在“指导意见”发布后，这种情况将大大好转。

　　不过，钢企对环保评测常常有一些对策：如测二氧化硫排放时，会关掉一些其他设备，达到合格标准再去测试。还有些企业，虽然安装了减排设施以应对评测，但平时为节约成本，并未使用这些设备。

　　刘海民表示，以往淘汰落后产能时，政府部门只想着通过审批收取一些费用，但却忽略了日常的监督执行工作中，“要以过程监管为主，行政审批为辅。”

　　淘汰落后产能，本是为营造健康的市场环境。但刘海民表示，目前部分亏损企业（尤其是国企）在政府补贴支撑下，以低于正常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产品，这也将扭曲市场秩序。

　　“这好比水果市场上，某个不差钱的老板将苹果降价销售，而其他商铺也会被逼着降价。”刘海民表示，政府与其把资金花在补贴亏损企业，不如用在企业退出时，职工的分流安置等方面。

　　面对山雨欲来的调控之势，很多钢铁企业将希望寄托于新型城镇化带来的需求。但刘海民表示，城镇化主要是制度方面的革新，如户籍和土地制度。“而钢铁产业的下一波热潮，将与国内汽车产业的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专家认为，伴随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提高，汽车制造对于传统钢材的需求也将逐步回落，而具有更强性能的汽车用钢有望成为新的需求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