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热议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总成本超1.8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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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获悉,根据该所博士后冯俏彬的研究表明,将现有已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超过1.8万亿元,若要在2020年完成这一任务,各级政府每年为此新增的财政支出将超…
3日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获悉,根据该所博士后冯俏彬的研究表明,将现有已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超过1.8万亿元,若要在2020年完成这一任务,各级政府每年为此新增的财政支出将超过2200亿元。同日,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表示,城镇化一定要解决资金瓶颈问题。
“我到地方参加人大会议,发现地方农民工市民化安排得很好,但相应的财政预算却没有准备好。我在两会上会问这个问题:新型城镇化特点是农民工市民化,你的预算准备好没有?”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直言。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一定要统筹考虑,不能简单地认为,城镇化就是走以前的圈地运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3日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结城镇化的经验很重要,城镇化并不是楼越高越好,马路越宽越好,更重要的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宜居的、生态的环境。
冯俏彬的研究报告显示,以2011年不变价格计算,将现有15863万已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时点值为18091.58亿元。理论上讲,在上述总成本中,中央政府应当主要承担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共计4152 .83亿元;地方政府主要承担社会救助、保障性住房成本,共计13938.75亿元,其中东部地区政府要承担9115 .94亿元,中部地区政府要承担2453 .22亿元,西部地区政府要承担2327.77亿元。如果到2020年完成这部分农民工市民化任务,各级政府每年为此新增的财政支出为2261.45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对记者说,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多样的,首先是土地运作,但不要搞成新一轮土地的超规模储备和无序的房地产开发,要合理布局和规划。然而,土地运作近年来受到房地产市场调控影响,财政部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在全国政府性基金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8517亿元,比上年减少4656亿元,下降14%。
今年地方两会上,多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城镇化作为单章列出,有的地区还提出城镇化率目标。辜胜阻强调,城镇化健康发展要避免掉入陷阱。一要防过度城镇化,应避免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的陷阱。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罗松山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达了担忧,即便光从生产性投资而非消费性投资的口径观察,如果地方不顾经济实力和投资能力,出现城镇化率的“大跃进”,无疑会在2013年加剧地方投资资金的需求缺口,“钱从哪儿来”的资金瓶颈无疑会更突出。一方面,农民工或农民进入城市后如果“水电路气”跟不上,只能导致“人工城镇化”、城市贫民窟;另一方面,如果各地方过于依赖地方投融资平台来缓解资金饥渴,过于依赖平台发行债券和银行贷款,银行放贷如果过于依赖地方政府信用,就会导致地方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转移。
为了缓解城镇化资金瓶颈,全国人大代表、株洲市市长王群建议,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改革“撒胡椒面”式的扶持方式,重点扶持一批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小城镇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和旅游名镇。
民建中央提案则建议研究和推广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制度改革,确保地方财政有稳定可靠的税源,使得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供给模式,通过政策引导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如推进民营企业在城镇建设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社会事业中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在投资审批、土地、财税扶持方面的待遇公平化。
“我到地方参加人大会议,发现地方农民工市民化安排得很好,但相应的财政预算却没有准备好。我在两会上会问这个问题:新型城镇化特点是农民工市民化,你的预算准备好没有?”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直言。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一定要统筹考虑,不能简单地认为,城镇化就是走以前的圈地运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3日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结城镇化的经验很重要,城镇化并不是楼越高越好,马路越宽越好,更重要的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宜居的、生态的环境。
冯俏彬的研究报告显示,以2011年不变价格计算,将现有15863万已在城市居住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时点值为18091.58亿元。理论上讲,在上述总成本中,中央政府应当主要承担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和社会保障成本,共计4152 .83亿元;地方政府主要承担社会救助、保障性住房成本,共计13938.75亿元,其中东部地区政府要承担9115 .94亿元,中部地区政府要承担2453 .22亿元,西部地区政府要承担2327.77亿元。如果到2020年完成这部分农民工市民化任务,各级政府每年为此新增的财政支出为2261.45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对记者说,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多样的,首先是土地运作,但不要搞成新一轮土地的超规模储备和无序的房地产开发,要合理布局和规划。然而,土地运作近年来受到房地产市场调控影响,财政部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在全国政府性基金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8517亿元,比上年减少4656亿元,下降14%。
今年地方两会上,多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城镇化作为单章列出,有的地区还提出城镇化率目标。辜胜阻强调,城镇化健康发展要避免掉入陷阱。一要防过度城镇化,应避免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农村被城镇化,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的陷阱。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罗松山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达了担忧,即便光从生产性投资而非消费性投资的口径观察,如果地方不顾经济实力和投资能力,出现城镇化率的“大跃进”,无疑会在2013年加剧地方投资资金的需求缺口,“钱从哪儿来”的资金瓶颈无疑会更突出。一方面,农民工或农民进入城市后如果“水电路气”跟不上,只能导致“人工城镇化”、城市贫民窟;另一方面,如果各地方过于依赖地方投融资平台来缓解资金饥渴,过于依赖平台发行债券和银行贷款,银行放贷如果过于依赖地方政府信用,就会导致地方债务风险向金融风险转移。
为了缓解城镇化资金瓶颈,全国人大代表、株洲市市长王群建议,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改革“撒胡椒面”式的扶持方式,重点扶持一批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小城镇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和旅游名镇。
民建中央提案则建议研究和推广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收制度改革,确保地方财政有稳定可靠的税源,使得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供给模式,通过政策引导提高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如推进民营企业在城镇建设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社会事业中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在投资审批、土地、财税扶持方面的待遇公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