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半年CPI增速破8看近期钢价走势

 国家统计局7月13日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测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270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此外，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涨幅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2.1个百分点。虽然从数值上看，上半年的CPI增速破8，但是和目标值的差距也不是很大，但是钢价近期却走出了加速跳水的态势，在库存持续低位运行，钢厂产能释放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为什么会走出加速下滑的态势？主要原因就是需求的增速小于产能释放的增速，加之资金面的紧张，直接促使钢价再度加速赶底。
     再看钢铁PMI
     6月份中国钢铁行业PMI指数为49.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据相关报告，国内钢铁业的生产指数已连续2个月回落，预示产量高峰期已过。6月份，钢铁行业生产指数为50.3%，较上月回落3.6个百分点，同生产相关的采购活动也呈现萎缩态势，采购量指数重新跌落收缩区间。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最新数据，6月中旬重点大中型企业粗钢日产量为165.5万吨，旬环比下降1.74%，全国预估值为197.05万吨，旬环比下降1.4%。预计7月份国内粗钢产量有望环比继续下滑。
     6月份，钢铁业新订单指数在上月大幅回落17.7个百分点后，反弹4.8个百分点至46.3%，显示市场需求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呈现回升态势，显示钢材出口形势正在好转。据海关统计，5月份，全国出口钢材523万吨，环比增加56万吨，增长12.0%。
     目前制约钢材价格反弹的因素依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库存水平居高不下。6月份，钢铁行业产成品库存指数虽下降9个百分点，但仍达到52.6%，处在较高水平，显示当前钢市去库存化进程缓慢，库存压力依旧沉重。二是成本支撑力度明显减弱。6月份，钢铁行业购进价格指数继5月份大幅回落15.3个百分点至30.7%后，继续小幅下调0.5个百分点至30.2%。
     月初中钢协披露了今年1-5月份中国钢铁行业利润情况，其中大中型钢企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了56.9%，利润降幅较前四个月继续扩大。1-6月份整个行业预计不会亏损，预计将保持4月份以来的微利状态，但鉴于目前钢铁价格的下跌以及原材料成本持续高位，也不会有太多好转。目前钢铁业唯一较佳的数据是钢厂出口情况。6月份钢材出口522万吨，环比5月523万吨基本持平，同比增长21.68%，5月同比增速为9.87%。
     从各项数据对比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行业内的经营压力主要转向大中型钢厂和贸易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不断传出的“跑路门”，一方面折射出部分抗风险能力不强的中小型钢材贸易企业纷纷中止经营，通过各种方式规避市场风险，通过近一年的市场演变，库存压力在考验钢厂的经营能力，资金压力在考验贸易商的经营能力，但由于下游需求受宏观大环境影响，始终没能充分释放消化各种不利因素，所以目前硕果仅存的大型贸易商整体生存环境堪忧，一方面经营压力不能充分释放，只能暗中自我消化，如有亏损信息传出，银行将加速收缴贷款，另一方面，由于同等体量的贸易商在银行和钢厂眼中视为同一阶层，一旦有一家出现经营风险，其余的贸易商只能被迫连坐，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被迫捆绑，所以市场风险目前已经积聚在少数大贸易商和少数技术资金实力不强的钢厂身上，整个行业面临再次洗牌的时机。系统性风险在钢铁行业中开始快速积聚，近期的行业前景不容乐观。
     经济环境倒逼下半年“宽松保增长”
     今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减速压力日益凸显，一方面CPI增速在不断走低，6月CPI增幅已快速降至2.2%、创出29个月以来的新低；另一方面，6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2，也创出最近两年的新低。种种迹象表明，为了确保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政府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政策举措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由于经济的增长意味着总需求的增长，而总需求又为内部需求与外部需求之和，其中内部需求为居民消费、私人投资与政府支出之和，外部需求为净出口，即出口减进口之差。所以，政府要想实现总需求的“稳增长”，就必然需要通过拉动上述总需求构成中的部分或者全部组成部分，而当前国内经济现状决定了可供选择的政策着力点并不多。
     首先，从外部需求来看，一方面中国出口需求在今年由于受到欧美仍然陷于金融危机以及各自国内经济政策转向重振本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而出现增速下滑；另一方面政府原有的“重出口、轻内需”发展模式和与之相对应的将国民财富以外汇储备形式储藏起来的经济方式，现在不仅面临着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转嫁其国内债务危机的严重威胁，而且使得内部需求长期无法得到合理满足，因此扩大进口已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进口和出口两者的一增一减，就意味着今年仅依靠外部需求拉动中国经济，难以实现稳增长目标。对此可为例证的是，今年1至5月我国银行系统代客结售汇的累积净额仅为330亿美元，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我国出口较进口的差额明显小于以往，外部需求对国内经济增长贡献极为有限。
     其次，从内部需求的政府支出来看，尽管政府已经明确在2012年将采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但由于2008年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之后，社会各方都发现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在集中性短期式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下变得更为突出了。因此，为了防止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政府目前不会考虑再次推出类似“4万亿”式的财政刺激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会采用例如加快保障房建设、汽车补贴政策、家电节能补贴政策等较为温和且有利于经济结构优化的财政支出和补贴政策。但由于这些政策要么因地方财政实力的制约而总体规模受限，要么受自身产业链较短的影响而对经济总体拉动作用较小，这又使得目前政府支出也不足以支撑起今年稳增长的重任。
     在上述所列的经济现状的制约下，政府眼下只能将拉动经济实现稳增长目标的突破口放在内需中的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上。而对当前的居民消费来说，住房需求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因其产业链长、对私人投资也具有重要影响，所以房地产市场状况对我国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具有重要影响；但考虑到当前高房价顽症对经济、社会的危害，政府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严厉调控在未来势必仍将持续。近日温总理就强调“绝不能让房价反弹”。这样，可以预计，在当前政府所采用的“限购”、“限贷”等调控措施下，房地产市场在今年总体仍将处于价格受限、成交量有所复苏的稳定状态，对内部需求中的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拉动作用会明显弱于上次“4万亿”时期。
     那么，在排除了以上可能的外部需求、政府投资以及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中的房地产因素等各种可能的稳增长政策渠道之后，当下政府最具有可操作性并且能有效作用于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进而有效刺激总需求的政策工具，便集中在了利率和流动性宽松（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央行逆回购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上。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目前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面临着资金成本过高（即利率水平过高）和资金供应不足（即银行体系受制于存贷比要求、信贷总量控制和出于回避风险考虑而惜贷）两个难题，只有同时从降低资金成本（即调低市场利率）和流动性宽松政策两方面着手，方能有效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进而可能对以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产生刺激作用。简而言之，下半年国家最有可能的实行的“间接刺激”而不是如08年的“直接刺激”，一方面可以规避刺激作用过强倒导致的一系列负面效果，另一方面，可以紧盯欧美，使刺激政策相对同步，减少外部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冲击。